文|白金杰

　　王佐（1428年－1512年），字汝学，是临高少有的扬名在外的才子。他以文行闻名于世，被后世誉为“海南四大才子”（与丘濬、海瑞、张岳崧并称）之一。他晚年弃官归里，居住在透滩，因为门巷多刺桐，故自号为桐乡。丘濬曾评价：“所有从学者，尤以王桐乡为最。”王佐生平雅澹，惟耽书史，著述丰硕，可惜除了《琼台外纪》（基本被唐胄纂修的《琼台志》收录）《鸡肋集》幸存于世外，其他著述都失传了。《鸡肋集》能够流传下来，清初临高令樊庶实在功不可没。

　　樊庶是扬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担任临高县令。他在临高十年，有三大贡献：一是编纂了现存最早的一部《康熙临高县志》，二是新修了目前国内唯一一部评批本《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三是整理了王佐唯一存世的诗文集《鸡肋编》。

　　尽管王佐生前笔耕不辍，但过世二十年后，著述就已难见全貌了。明嘉靖年间，唐胄在广西按察司佥事任上曾编纂过一部《王桐乡摘稿》，他在序中提到了王佐著述的情况：

　　吾乡王桐乡先生弃世二十余年，余久得藏其遗稿，近于学政之暇，始出而编次之。读之若寻常无可惊异，而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但其平生所作，如《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庚申录》《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及《珠崖录》，已经进御，今不能尽择也，故曰《摘稿》云。

　　根据序文，王佐的诗文因为已经上交朝廷，外人难见全貌，所以唐胄只能选辑一个摘编本。到了明万历年间，《鸡肋集》才得以单行出版，邢祚昌为之作序。

　　从其序可知，唐胄《王桐乡摘稿》已经残缺，这部《鸡肋集》是王佐的五世孙重新补缀，经他校正后才得以成篇的。明代海南的古籍很难保存，到了清初樊庶任临高县令时，这本明刻《鸡肋集》已经濒临失传。樊庶曾派人四方搜寻这部《鸡肋集》，但是距离万历本刊刻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就连王佐的后人手中都没有此书了。

　　樊庶悬榜三个月，无人揭榜，但好在最后还是从一处民舍找到了残编。为了能够保存乡邦文献，樊庶先是将残编中与海南有关的诗文都选入了他编纂的《临高县志》中。如《康熙临高县志》“艺文志·奏疏”选了王佐的《进〈珠崖录〉表》《进〈珠崖录〉奏》两篇文章，这两篇“庶以尽海南曲折事情”，引起了朝廷对海南政教的重视。

　　王佐先世是抚黎土官，因此他对海南黎事十分熟悉。在《〈珠崖录〉表》中，王佐引用明太祖对海南是“南溟奇甸”的评价，来强调海南的重要性：“玉音昭回，昭耀今古，岂容既死之奸邪欲分事权，乃敢分裂我祖宗玉音下之土地人民，轻与土人做人情，用济其私，以贻后患者也？”在《进〈珠崖录〉奏》中，王佐特别提到了明永乐年间，广西府通判刘铭调任琼州“抚黎知府”一职后，弄虚作假，扩大管辖范围，谋与琼台地方政府分权，试图子孙世袭的险恶用心，并用汉、元二朝之失来提醒朝廷：“汉之失郡，由于任用非人，当守边之计；元之失政，由于混用土酋，分州县之权。昔也奸臣效尤，于元尚恨革之不早，今之边事有似于昔，岂可复效其尤？”后来，朝廷接受他的建议，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稳定了海南的局面。

　　在《艺文志·诗》中，樊庶选了王佐近二十首诗。这些诗有的与海南的物产相关，如《波罗蜜（有引）》《食槟榔白（未结实曰白）》《天南星》《瑶枝菜》《鸭脚粟》《五色雀》《荔枝》；有的有引文或注解，如《波罗蜜》的引子长达数百字，详细介绍了波罗蜜的来历；还有的写到了海南的名胜风光，以及王佐的归田生活，如《海边纪行》《和友人归姜驿夜宿胡澹庵》《次友人游载酒堂韵》《桐乡夏景》《卢多逊》《知风草》《罗盆岭》《含笑花》《马鞍岭》《澹庵井》等；还有的诗咏叹海南的流人，如《海外四逐客四首（李忠定公纲、赵忠简公鼎、胡忠简公铨、李参政光）》等诗。《艺文志·文》选了《平黎记》《湛钺平黎记》两篇，为海南黎事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以上篇目都是樊庶从《鸡肋编》中辑录的，而《鸡肋编》内容远不止于此。樊庶认为，王佐的“文章政事，标炳后先”，如今不过二百余年，其诗文就淹没若是，非常遗憾，因此樊庶有意重修《鸡肋集》。他在《鸡肋编序》中道出了自己重修此书的用心：

　　余幸治先生之邑，被先生之遗教，而不为之表彰其余绪，是委先生于草芥也。岂余之心哉？爰欲辑其残编，垂诸来冀。而邑务旁午，未暇从事丹黄。嗣以署郡事积劳，寻至寝疾，百虑俱屏，惟是《集》为拳拳。

　　樊庶在公务之余，专心编《鸡肋编》，共编成十卷。编成后，樊庶甚为欣慰，他说：“余固无似，乐承先生之余辉，得藉手以葳其成，而用为有心斯道者告也。”不仅如此，樊庶还为王佐写了一篇《王汝学先生传》，在传中，他简明扼要介绍了王佐的生平事迹。

　　开篇介绍，王佐二十岁就考中了举人，在京师国子监读书，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当时的阁老李贤都深为器重他，希望他将来能够大有作为，可惜王佐在国子监二十年，都未能考中进士。樊庶对此深表同情。

　　王佐以高才而屡试不第，只能用命运不济来解释。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程式严密，大体是公平的，只是竞争太过激烈，况且场内的文章未必尽如考官之意，因此能否考取充满了偶然性。樊庶非常同情王佐二十岁就中了举，在国子监总能名列第一，但直到四十岁“竟弗克成进士”。尽管如此，樊庶更推举王佐的事功，他称赞王佐“德圭璋，学纯粹，质之前人，传之后世，皆有难泯灭者”。王佐在外任职期间，确实也多有政绩，如他在高州府期间曾抵御流寇，也帮助知府韩雍整治郡县，“郡遂以安，皆先生力也”。后来又在福建邵武府及临江府任同知，也做出了许多政绩，得到士民爱戴，被当地祀入名宦祠。晚年的王佐优游山水间，以诗书自怡，与隐士交游，并自作生圹，看淡生死，享年八十余岁。樊庶搜罗到王佐自述的小传：

　　予性疏散，不事家事，生计甚拙。又不甚聪明，而好耽书，以故多学少成。自知病根，而痴癖莫能解也。然居官廉谨，能举大纲，污吏甚恶之，而士民之乐，简便者亦安之。为举子时，游太学，国子先生亦尝于稠人中称此子可教。居透滩，门巷多刺桐，故号桐乡。

　　樊庶在这一段下备注道：“语语皆先生实录，不自诬也。”这段话尚不曾见于他处，应该是樊庶独家采集到的。樊庶特别褒奖了王佐的文章，“其诗文比之欧阳文忠，信然矣。”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这也是樊庶汲汲于重修王佐诗文集的原因。

　　修成《鸡肋集》，是樊庶在临高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彼时，樊庶在临高任上已满十年，几乎所有的俸禄都用在了临高的土建、文教与民生上，甚至沦落到由众人馈米为生的境地，已无力承担刻印这本集子的版费。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樊庶辞官路过广州，正巧遇到故友慷慨解赠，因此才将整理好的《鸡肋集》书稿交付刻印。

　　两百多年后（1916年），王佐的族孙王光谟将“原集”编次十卷，再度重印，并请当时的县令李熙作序。在序中，李熙提到樊庶的贡献：

　　作者本六经以为言，文固足传，即参以韵学，亦不失风人温厚之本意，其味醇矣。樊明府庶刻之于广州，即其深知此味，而不忍弃焉者，况宗裔一脉相承，忍恝然而弃之乎？……适王鸿文明经，即作者之宗裔，瓣香默接，求之于既失之后，照原集编次十本。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大抵可以知道，王光谟献出的这本“既失之后”“照原集”编次的《鸡肋编》同样是十卷，卷首原封不动地收录了樊庶的《鸡肋编序》《王汝学先生传》，底本就是樊庶重修的版本。

　　史上有很多著述，哪怕是巨制鸿篇，若无人整理刊刻，或刊刻之后遭遇天灾人祸，就只能扬名于当时而淹没于后世了。如六经，如《永乐大典》，都难以在历史的劫难中保存全貌，更何况一个地方才子的别集选本呢？典籍的流传，实在不易，有时需要一人几十年的心力去查访、编次与校勘，有时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的有心人去接力，才能够让古典文献，永存而不毁。

　　若非樊庶的努力，恐怕这部集子会与王佐其他的著述同样沦落到失传的境地。这是樊庶对临高所做的最后一份贡献，为临高乃至海南保存了一部重要的文集。H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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