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公羽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引用苏轼《赤壁赋》，他强调“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最为珍贵的这份苏轼情怀，是什么样的情怀？海南建设自贸港，应从中汲取哪些理念与思维？

　　严明的制度设计：管好“纪纲”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一句话“纪纲一废，何事不生？”随后，他严肃指出：“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他又一次强调：“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什么是“纪纲”？本意为捕捉猎物的网绳，引申为法网、法度。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拉起政治纪律的红线，首先在于严明的制度设计，以制度管全党、治全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这条红线，这个制度，就是法网，就是纪纲。要时刻敬畏，心存戒惧，守牢底线。纪纲一废，底线一穿，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行动中坚持遵纪守法，首先要在制度上落实党要管党，以严明的制度建设，作为纪纲、法度，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为民的实践中，在自贸港建设的奋斗中，养成以铁的纪律约束自己的日常习惯，形成遵守政治制度的自觉意识，才能守住纪纲，杜绝滋生事端。

　　严格的内部约束：防止“虫生”

　　苏轼年轻时为准备科举应试，写下许多“读史笔记”，《论项羽范增》即是其一。苏轼认为：项羽生疑在先，谗言反间在后，任何事物，都有因有果，正如物件必是内部先腐烂，而后才会生虫。他写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2012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等到问题暴露、事物质变，虫子已经生成，甚至爬出来了，那说明内部早已腐烂。党风廉政建设，需要从内部严格约束与外部全面监督两个方面加强，而建立在制度建设、行为规范、心理引导和文化涵养等方面的内部严格约束，无疑是首要的。

　　严肃的思想建设：永不“贪宝”

　　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仅22周岁，他在南行途中作诗《夜泊牛口》，写下“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他清醒地认识到世间诱惑重重，独守贫贱是何等不易。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苏东坡被贬谪惠州，途中过大庾岭，作《过大庾岭》诗，“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他在海南儋州，三年历练，写下“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的嘱咐，要求孙辈九人，要继承的遗产就是“学富五车”。而他自己则是“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东坡在常州支撑病体，写下《梦中作寄朱行中》，这是他的绝笔诗，最后两句是“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也正是东坡最后为自己作出的终极评价和鉴定：因为一生廉洁不贪，品质反而像珍宝一样，不可侵犯，凛然大义，光照尘寰。

　　1992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收录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出版《摆脱贫困》一书，其中有《从政杂谈》一文。文章指出：“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苏轼《赤壁赋》中这一名句，警示党员领导干部，利禄名誉，如果不是自己应得的，要像东坡先生那样，“虽一毫而莫取”。海南建设自贸港，更加开放、自由和便利，但也面对各种诱惑。没有自觉地从思想上形成永不“贪宝”的约束和习惯，不去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往往会悔恨终生。

　　东坡一生，论职位，高居庙堂、历典八州；论学识，当朝极品，无人匹敌；论书画，风靡朝野，奇货可居。他却从来没有富有过，也从来没有想要富有过。他很坦然地表示，“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人人知我囊无钱”，他从思想意识上筑起清正廉洁的价值观“防线”，自己时刻清醒地主动地保持恬淡简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为可贵的品质和风格。

　　严细的家风教育：时刻自戒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家庭问题作为个人事务，不予干预。而新时代，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榜样、家庭的教育。作为“第一任教师”，家长不仅是儿女成长的监护人，更应是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人，是人生第一步的领跑者。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强调：“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家国情怀”和党员干部培养、成长的高度，重新认识家风家教的重要意义，十分迫切、至关重要。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祖父苏序，都是著名文学家。其家族“轻财好施，急人之病”等风气传承，史上记载实例很多。苏东坡的母亲程老夫人，与孟轲之母、岳飞之母并称为中国历史“三大贤母”。唐宋八大家，苏家出三人，并非偶然，这和苏家的家风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其中，有家庭世代耕读传家的风气涵养，有言传身教、严格约束的责任传承，有自幼严格管好自己的习惯养成。

　　苏东坡的“学霸”经历和“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历史地位，同样是自幼受父母严厉管教的结果。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苏东坡贬谪海南儋州，抵达后十来天，忽有一夜惊醒，遂写下《夜梦》一诗，记述幼年读史苦不堪言，其中写道：“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已经六十多岁的东坡老先生，夜里梦回童年，父责如师，布置作业通读《春秋》完毕。待父亲检查时，正在嬉戏玩耍的苏轼刚读到鲁桓公、鲁庄公，痛苦悲惨啊，心病要犯了。突然惊醒，原来是梦，才如同鱼儿脱钩一般。可见幼年苦读，印象极深。

　　东坡幼子苏过，陪同照顾老父，居儋三年，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东坡给朋友写信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家族内，读书正业、孝慈仁爱；社会上，扶危济困、为政以德；生命中，顽强智慧，宠辱不惊；执政时，坚守民本，为政清廉。这样的家风家教，是“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的必由之路。

　　严谨的执政实践：勤劳为民

　　清廉的意义与价值，最终应当体现在勤政为民的实践之中。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说：“对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是苏轼所作《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的高度评价。

　　苏东坡一生，有许多勤政爱民的感人故事。杭州治湖、密州灭蝗、徐州抗洪、登州罢盐、扬州清欠、颍州赈灾；被贬之后，无权无势，仍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为当地民众治水、修桥、医病、助农等。元丰八年（1085）夏，苏轼调任“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军州事”，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任上，十月二十日即接旨召还京都开封，升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在登州任上仅有五天时间，他深入调查民众疾苦，发现“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朝廷指定买卖内地官盐，禁止当地制盐贩盐，民怨沸腾。东坡即上书《乞罢登州榷盐状》，后朝廷批准，登州莱州民众持续食用本地海盐数百年，民感其恩，修建祠庙祭拜，后世称颂“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

　　为官清廉，目的是为民做事。既不贪宝，也不做事，懒政思维，无所作为，都违背了清正廉洁教育的初衷。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吾之所有，在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情景审美，也不仅是防止非分获取而葬送清廉的政治警示。这是一种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清高且自然的情怀。毫无疑问，《赤壁赋》中展示出来的“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同时，也是我们建好自贸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所需要珍视、需要弘扬的。H

　　（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本文责编/钟瑜   邮箱/ zy2009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