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小其

　　自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新论断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旋即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不言而喻，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意义非凡，它是近现代中国人民执着探索、不懈追求的重要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推进并全面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项艰巨、伟大的事业。其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的重要探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转型的首要推动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富于洞见地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首先用小康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人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重要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追求西式现代化到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也在实践上为中国后续数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不能简单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为此，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并在1979年3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理由是：“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首位用小康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是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相比较并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1979年10月4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首次公开阐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论断的基本动因：“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同年12月6日，在回复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你们的目标究竟有多大？”的提问时，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由此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目标的合理性。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底子薄”，即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且面临“人口太多”的双重国情挑战。因此，他反对盲目模仿西方，主张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为此，邓小平调整了发展目标，提出了建立“小康社会”的概念，并设定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的具体量化指标。这一目标既体现了雄心壮志，又具备可行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推动了一系列基于国情的改革举措。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这项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设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效地吸引了外资和技术，加速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举措体现了邓小平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还须强调的是，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论断的问世，不仅标志着“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创造性的理论”突破，更预示着中国现代化战略从原先追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现代化模式，转变为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转变。质言之，邓小平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一系列实践探索，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战略的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独特魅力，而且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实践，至今仍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小康”目标的创新性设定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更在于他创新性地将“小康”设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现了他实事求是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科学、理性设计。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之家”这一具有浓厚中国味儿的概念作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将其量化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的具体指标。此后，在与国内外人士交谈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即“小康之家”“小康社会”“小康生活”。他坚持用“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来定位“小康”，并在1981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的经济目标，以实现“小康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首次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解释道：“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在1985年3月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尝试从质的角度，将“小康”定性为“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1986年6月18日和12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海内外宾朋时再次从质的角度重申了“小康社会”“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的典型特征。

　　通过创造性地引入“小康”这一极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并能充分彰显其灵活应变与稳中求进战略智慧的概念，邓小平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确立了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目标、量化与质化并重的发展导向，还为全国人民绘制了一幅贴近民生、充满希冀、亲切可感的未来图景，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现代化进程的认同与参与意识，深刻引领并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邓小平对“小康”目标的创新性设定，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石。

　　三、“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创造性设计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时，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进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创造性地设计并领导制定了分步骤、分阶段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趟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会谈中，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的谈话中重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88年6月3日，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三步走”发展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为：“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设计的跨世纪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立足中国国情之上的科学部署，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成为一幅清晰可见的发展图景，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体现了起点与终点的辩证法，也体现了基础和目标的辩证法”，这一伟大战略构想及其实践，无疑为中国式现代化树立了里程碑，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镜鉴。

　　四、“共同富裕”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

　　邓小平不仅为中国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图景，更以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为推动全体中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邓小平高度重视“共同富裕”，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特别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他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

　　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将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设定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标和本质要求，这是对传统现代化理念的深刻超越。他不仅通过改革开放为共同富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前提，还顺应人民“反腐败”的要求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清廉的政治环境，并通过科学合理的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五、“中国式的现代化”根本前提的确立

　　邓小平不仅赋予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以深刻的时代内涵，更在实际操作中展现了超凡的战略眼光与超强的政治能力，集中体现在他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上，这从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邓小平看来，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彼此支撑，协同作用，确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有效规避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诸多陷阱，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有鉴于此，邓小平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任何对这些原则的动摇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这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中国式的现代化”方向不偏、行稳致远。

　　正是因为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基石，其成功实践，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中国式现代化安定团结大局的强调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还在于他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观，将安定团结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把“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作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理念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讲话和实践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将“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视为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并非偶然。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和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实践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进步的保障，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

　　邓小平高度重视坚守无产阶级党性、顾全大局，他多次告诫全党要顾全大局。他曾强调指出：“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他也曾专门谈到过顾全大局的问题，并强调指出：“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观的核心在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围绕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努力，即在二十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正是从维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邓小平多次强调顾全大局——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应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反对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克服本位主义倾向，顾全大局，确保全党全国的步调整齐一致，共同奋斗。这种大局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复杂局面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邓小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

　　七、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原则的确立

　　还需指出的是，邓小平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一辩证思想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勾勒了清晰航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展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洞见和卓越的实践智慧。

　　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并重。一方面，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他号召、鼓励人民依靠自身的勤劳智慧，克服重重困难以推进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快速跃升。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强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1983年6月18日他在会见参加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时他明确释放坚持开放政策的信号：“翻两番……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为此，他提倡科学规划和以审慎态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尤其是在工业化、科技进步、教育等领域的优势成果以加快现代化步伐。

　　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导向资本主义的“右的倾向”，他明确指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可见，邓小平的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并重的辩证思想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镜鉴。这一既不故步自封又不盲目追随的平衡之道，确保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稳定和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密码。

　　八、为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展现了杰出的才能和非凡的洞察力，他不仅为探索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在科技、人才、教育等重点领域进行了前瞻性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主张。“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故此，在确定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和重点领域上，邓小平尤为重视人才培养与智力潜能的开发。他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为此，他积极推进经济、科技体制的改革，极力主张：“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邓小平深刻洞悉：“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基于这一深刻认识，邓小平将科技、人才和教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优先级，并对这一重点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与此相关的一些富有远见的政策与措施，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更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由此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结语

　　前述八个主要方面既浓缩了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又是“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表达”。这些思想无疑是，也应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在实践上推动中国现代化战略从追求西式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转变，并为中国式现代化科学规划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新路径；他将“小康”设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他创造性地设计并领导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他将“共同富裕”确立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标，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本质要求；他用“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他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观，将“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视为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从政治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勾勒了清晰航向；他对科技人才教育重点领域的前瞻性布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这些都为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坚强引领，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坚实根基。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彰显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性务实精神，由此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英勇顽强的接续奋斗，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于2021年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书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等，构建起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展望未来，我们要缅怀并铭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贡献，一鼓作气，将他们未竟的伟业进行到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而团结奋斗。H

　　本文入选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作者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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