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卓婷

　　“南海文明”这一概念是曹锡仁先生在2018年提出的。他将“在南海陆海地理空间由诸多亚洲族群的互动方式和生存方式所构成的文明”称作“南海文明”。南海，亦称“南中国海”，包括东北至台湾，西南至新加坡海峡，南至印尼的巴东岛和勿里洞岛的广大海域。南海素有“亚洲地中海”“21世纪的海洋”“全球海陆咽喉”等称号，不仅是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也是连通中国与非洲、欧亚大陆、中国与大洋洲三个区域的海上战略通道。曹锡仁先生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海及周边国家的“民族交往、文化互动以及国家关系史”中，可能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文明形态”。（曹锡仁，《〈地中海战史〉序》）这一被称为“亚洲地中海”的南海文明，在其政治成长、和谐价值、文明理念等方面都迥异于地中海文明形态。可以说，曹先生开始尝试以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看待南海文明及其文明形态，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曹先生尚未完成有关南海文明的系统论述。

　　地理环境、气候、种族、文化等因素制约并塑造着文明形态，甚至决定这一文明的命运，这一地缘政治认知在西方学界已成为普遍共识。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之冲突的理论框架；费尔格里夫受麦金德影响，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一书中考察了海权国家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冲突。如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所说，麦金德和费尔格里夫都强烈地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本位立场。二战初期，美国“遏制（战略）之父”斯皮克曼在麦金德“海上强国与心脏地带”历史冲突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海上强国与边缘地带”的历史冲突论，制定了海权大国必须包围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战略，借以塑造新的地缘政治秩序。斯皮克曼还修改了麦金德的名言，即控制边缘地带而非心脏地带，才能统治欧亚和控制世界的命运。所谓“边缘地带”，西起波罗的海，穿过东欧、中东、印度直达中国华南地区和日本海的广大海岸地带，当然也包括南中国海。在此之中，斯皮克曼将中国视为美国海上崛起的“最大威胁”。

　　斯皮克曼之所以修改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地缘政治意识。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他认为，“在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只要美国面对的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它就会发现自身无法摆脱被一个更胜一筹的力量所包围”。凭靠海上优势对欧亚大陆实现“反包围”，并维持19世纪以来海上强国对欧亚大陆的包围态势，这是斯皮克曼地缘政治意识与地缘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不仅斯皮克曼如此，豪斯霍弗同样忧虑占据欧洲中心位置的德意志受到众多海洋边缘强国的拖曳与包围。出于一种天赋的地缘政治意识，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8月与美国记者的对话中，提出了中国处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中间地带”这一地缘政治学概念，这是他对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地缘政治位势的初步构想。毛泽东同志以天生的直觉意识到，中国同样处于被美国和苏联包围的局势之下，国共内战可能诱使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中国可能变成两大强国博弈的战场。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积贫积弱的中国组织起来，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无论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费尔格里夫“统治欧亚大陆的观点”，还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乃至毛泽东同志的“中间地带”概念，都揭示了中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与南海作为历史与地理的枢纽位置，只不过，前三者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位立场。事实上，早在1925年，豪斯霍弗就已经看到，作为最大的统一性海洋空间，太平洋海洋空间的觉醒，以及周边国家诸如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共同的生存处境和基本特征，预示着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2002年，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美国学者坦布尔在为英译本撰写导言时谈到，关注“太平洋地缘政治学”正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重大实践。然而，美国白宫高级顾问班农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说，“一带一路”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斯皮克曼的“陆海边缘地带理论”），堪称中国最大胆、最具威胁性的地缘政治构想。在他看来，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无非是谋求“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从而“控制世界”。美国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估，无疑是带有美国本位立场、以美国为主导的霍布斯式“生存恐惧”与历史式地缘意识的结合体。在美国学者和政客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美国所谓“和平秩序”的最大威胁。凭借政治史学或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我们或许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所谓“和平秩序”的本质是单一政治体国际霸权维系下的“和平”，既凭其军事实力遏制其他政治势力，又以其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幌子附魔其秩序之上，从而实现其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历来习惯于以权力为主导的西方无法理解中国“执两端而扣其中”“大而化之”的概念（张志扬教授语），也属正常。

　　“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超越了以权力为主导的西方地缘政治意识，展现了“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参与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即南海。鉴于南海的枢纽位置，笔者试图以世界史的政治地理观简略分析南海文明形态及其地缘位势，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就中国海南岛与南海诸岛而言，南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南海文明的历史。根据瑞典地缘政治学家契伦的观点，除了物理—地理外表之外，“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作为有着民族和种族特征的人民”等也是国家或文明的自然基础。由于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孤悬海外，沿海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捕鱼等海上活动，由此也塑造了南海文明的生存方式与文明品格。安东尼·卡蒂在《南海的历史与主权》一书中，概述了英法等国家记录南海诸岛海道测量报告和经济活动的历史文化档案。根据19世纪初以来的海道测量报告，中国公民尤其是海南岛居民历史上在南海诸岛持续不断地从事着各类经济活动。譬如，在南沙群岛频繁出入的全是中国人，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捕鱼、商品交易、上岛采集海产品等。中国人累世久居在这片土地、岛礁和海域上，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最初家园的一部分。安东尼·卡蒂提出，“南海诸岛显然是中国南部家园的一部分，特别是海南岛岛群，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向海而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塑造了海南岛及南海诸岛的生活方式、法规制度、民俗信仰和语言文化艺术等形态。海南岛的《更路簿》即海南岛沿海居民对其航海经验的总结，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南海历史与文化的精神特质。

　　其二，就南海周边众多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正努力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团结合作、互联互通，推动共建区域命运共同体，从而参与重构国际地缘政治新秩序。东南亚区域处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先后实行“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的交叠地带，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同时，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也在南海展开博弈。近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已取得丰硕成果。在202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指出：“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实际上，“一带一路”并非如班农所认识的那样，是谋求与美争霸的地缘政治工具，而是秉持“天下大同理念”“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带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因而超越了以无边界扩张为背后逻辑的西方地缘政治博弈思维。

　　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古已有之，东南亚国家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时期，《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派出使团出访东南亚诸国，赴东南亚和南亚“赍黄金杂缯而往”“市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后汉书》记载，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凋国、掸国遣使贡献”。这里的叶凋国、掸国就是今天的爪哇岛和缅甸东北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海贸易繁荣发展，至明朝时期达到顶峰。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提到泉州舶商与南海贸易往来的情况，并对比了海南土产与东南亚诸番的香药优劣。元代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专门记载了海外诸国的情况。明代，郑和带着中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华文明与海外诸国的交流互鉴，南海也属于七下西洋的重要区域——郑和七下西洋七次到达爪哇岛。近代出现了广东、福建以及海南岛的中国人下南洋谋生、经商的移民浪潮。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儒家文明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影响都颇为深远。南海作为中国南海及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家园，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基础、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南海文明形态。互联互通既是历史，也是未来。“往来不穷谓之通”“其途之所出，四通而八达”，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联通、合作取代对抗、冲突，构建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南海文明的和谐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既有南海区域内的争议，也有域外势力的干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在《国之忧患与地缘政治意识》中指出，“如果我们学界没有自己的世界历史地理学，那么，我们的地缘意识难免平泛和空洞。”研究南海文明及南海地缘政治学，是海南学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呼吁一种南海地缘政治学的诞生，其内涵是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强权。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性海洋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种由陆地空间秩序与海洋空间秩序的特定关系结构奠定了世界的秩序与格局。这正是南海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人类的未来在海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南海并非边缘，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枢纽位置。正如歌德曾创作的诗句：“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与大地于此长留。”H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埃斯库罗斯悲剧与西方法律思想起源研究”（21CWW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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