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而是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由王岩教授领衔撰写的《批判与引领：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研究》（下称《批判与引领》）于近日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总结和批判了蔓延在当代中国的十大非主流社会思潮，包括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当代中国新左派、普世价值思潮、当代中国宪政民主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思潮、当代西方新闻自由思潮、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当代中国消费主义，其内容全面、笔触锋利、分析细腻，为研究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明确非主流社会思潮的非主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肇始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宪政民主思潮、新闻自由思潮、公民社会思潮等社会思潮经由国内学者的引介、传播和推广，逐步在中国培养出拥趸者和信奉者，并孕育出中国形态。正如这些思潮在其母国那般相互交错、彼此抵牾，其中国形态同样存在着无法弥合的价值冲突，但带来的思想交锋却更为激烈甚至更为集中。究其根本，无非是西方社会意欲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或隐或显或疾风骤雨或温水煮青蛙般地渗透。

　　西方社会思潮之所以产生“中国形态”或“中国样态”，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碰撞与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面对因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既有生活方式的变迁，因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利益矛盾多元化等问题，西方社会思潮被一些人视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策以及缓解人们精神迷失的慰藉，为其正名、摇旗呐喊并将其本土化似乎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40多年来，国内非主流社会思潮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但无论这些思潮如何打着全人类、普适性的旗号，无论其如何以理性、客观、科学的体系自居，无论其如何以富足、绚丽、幸福的生活诱导大众，更无论其如何以中国样态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都不能改变其内里的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恰如王岩教授所言：“在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中，多数社会思潮是国外思潮向国内思潮不断转化的结果，是通过直接照搬、移植西方社会思潮而来的。”即使在形式上不同于西方原汁原味的社会思潮，但不切实际地照搬照抄西方的做法却暴露了其简单化、教条化和非科学化。这种立场、格局、特质，注定其在中国的非主流地位。

　　揭示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

　　在《批判与引领》中，王岩教授以历史的深沉感与现实的敏锐性，对萦绕在当代中国的非主流社会思潮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揭橥，强调对诸种思潮的研究要从“‘历史例证’和‘现实接触’中寻找其赖以产生的土壤与发展的逻辑”。这种严谨的态度既避免了消极否定的认知方法，也避免了偏颇性的解释路径，对我们科学评价国内非主流社会思潮大有裨益。

　　在主旨上，大部分非主流社会思潮并非其宣扬的非中心化或中立化，恰恰是以西方中心化为立场。当经济全球化以锐不可挡之势袭来，一些社会思潮“因势利导”地提出了非中心化或中立化的主张，比如司法中立、新闻中立、价值中立、军队中立，并以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诱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世界全面接轨。然而，这些倡导去中心化的社会思潮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般单纯，其实质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污名化”来彰显西方价值观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以达到西方中心论、至上论的目的。譬如普世价值思潮“以‘趋同论’推导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的结论”，历史虚无主义宣扬“只有西方国家的传统、信仰、制度等才是全人类实现解放与进步的真正动因”。可见，这些社会思潮意图以中立化的骗局淡化或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的通道。

　　在目标上，大部分非主流社会思潮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比较，试图构建以西方模式为道路的理论体系。针对我国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矛盾日益突显等问题，一些社会思潮不遗余力地推崇西方制度，试图以之为模本推进中国的改革。比如中国自由主义秉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衣钵，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他们为中国开具的“灵丹妙药”。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这些思潮亦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甚至炮制所谓的“历史真相”来抨击中国共产党，把改革中的问题夸大为社会主义的失败。

　　在形式上，非主流社会思潮意欲全方位、多维度地消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手段更加丰富、方式更加隐蔽。经过40多年的演化，亲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已不满足于有限的活动空间，开始向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地渗透。比如，进驻新闻领域，借助网络技术平台、新媒体等手段兜售西方自由主义，大谈绝对的新闻自由等。其实质是在西方势力的培植下，煽动暴力、制造民族分裂。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

　　在《批判与引领》中，王岩教授揭示出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六大动向，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对其批判与引领。

　　首先，精准把握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实质，对其聚焦的社会问题给予及时关切与科学研判，以提出深中肯綮的解决之策。非主流社会思潮或许会对历史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指向，却不能决定历史结果，更不能左右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西方社会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以西方为模本的非主流社会思想如何获得合法性证明？在西方国家都存在缺陷的方案焉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当然，对非主流社会思潮提出的质疑和指责，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以高质量发展去解决发展中的难题，以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消除来自方方面面的杂音。

　　其次，以深刻的历史教训归谬与反驳非主流社会思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主流社会思想以西方制度为圭臬，有的甚至直接照搬、平面移植西方社会思潮。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必然遭受两个质疑：西方经验是否科学？西方经验能否与本土无缝对接？第一点显然已有定论。就第二点，“拉美陷阱”便是深刻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百年奋斗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这是我们批判与引领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有力武器。

　　最后，在与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严峻考验。从落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看，一方面要抓牢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及其变化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要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从引领国内非主流社会思潮的使命看，我们应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自觉，既要把握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演化逻辑和政治企图，也要防范源于本土的新左派和民粹主义思潮对改革大业的影响。总之，通过对十大非主流社会思想的批判与引领，有助于“探索建立起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完整体系”，这是《批判与引领》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H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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