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丽琳

　　今年2月23日是中国热作科研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海南开发建设的先行者、海南两院（今海南大学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的开创者何康同志的百年诞辰。为了纪念他对海南的特殊贡献，铭记和学习他“心怀国之大者”、在南国山野筚路蓝缕开创伟业的精神风范，由何康长子何迪编撰的《把心交给人民——何康海南岁月家信文稿珍辑》（下称《把心交给人民》）日前由海南出版社正式出版。

　　何康于1952年投身新中国橡胶种植事业，由此与海南结缘。1958年，何康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带领华南热作所300余名科技工作者和家属，从广州迁至儋州，在荒山野岭扎根，盖“草房大学”上马，艰苦创业，建成了高水平的“两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热作科技人才，开创性研发了在北纬17度线以北栽培天然橡胶的技术，构建了中国特色橡胶科学技术体系，为成功突破帝国主义对我的战略物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何康奉命晋京，相继担任农林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何康在海南工作生活20年，视海南为第二故乡，始终牵挂海南两院，牵挂海南建设发展，无论是在部长任上还是退居二线都不遗余力为海南的发展鼓与呼。

　　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何康1952年至1964年间写给夫人缪希霞女士的家信，及他们的往来书信近200封。何康与夫人青梅竹马、情感深厚，有着共同的信仰，是真正的灵魂伴侣。这些家信就像何康对另一个自己的倾诉，满纸真情。信中有家长里短，有儿女情长，但更多的是何康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一读何康“心怀国之大者”的理想信念。和很多充满烟火气的家信不同，何康家信始终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焰，常有涉及思想灵魂、理想抱负的心血笔墨。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我实行橡胶封锁，而我国当时的橡胶种植只有零星分布，这无疑卡住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脖子。1951年底，中央林业部专为橡胶事业设置了特种林业司。1952年，时年29岁的何康被任命为司长，受命参与橡胶基地建设，具体负责以海南为主的华南橡胶工作。1952年，在南方考察橡胶种植的途中，他在家信中写道：“对这事业我倒有兴趣、有信心钻研下去。”在开展完第二轮考察后，何康看到了我国橡胶事业基础薄弱，科技几乎空白，管理干部、专业干部严重不足等困难，1954年元旦这天他在海口写道：“看到真正安心于热带作物事业，愿意终身为海南人民服务的人还不多”，他向夫人谈了自己的打算：“目前华南也很难找到像我这种情况的干部（专业学农），我愿意下来到海南岛搞实际的垦殖工作。我希望到下层干实际工作，我自信我还能学着做好这一事业。到下面来当然一切不如北京好，但是可接触实际工作，这对我们这样缺乏实际锻炼的人来说，正是灵丹妙药”，这些话正是何康选择不走寻常路、“往低处走”的初心。事实上，当时何康面临两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一是外交部希望他去印尼担任参赞，二是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竺可桢亲自抛出的橄榄枝。但何康最终服从大局，选择献身正艰难起步的橡胶事业，毅然从国家部委下沉到华南热作所这样的基层科研机构，从司长变所长，从首都南下，先到广州，后落户海南儋州的郊野。如果不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很难走出这条逆行之路。事实上，从广州迁至偏僻落后的儋州后，华南热作所一度军心不稳、人才流失。对此，何康在家信中坚定地写道：“扎不下根来如何把事业办好？我是下定了决心，只要坚持努力，情况会转变的，事业之路会前进的。”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困难，何康没有退却，反而干劲更足：“越深入工作，越接触实际，我越感到愉快，像是点燃了在内心的生命火焰。有事业心的人是幸福的。我往往因向往工作的前景而久久不能入睡。”儋州生活艰苦，但何康却感到非常充实。他出差上海、广州时，分别写信给夫人：“我们总算在南方生了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我也减少了吸引力了”“我绝不后悔离开了大城市、大机关”。1960年的春节，何康在家门上贴了对联：“儋州落户，宝岛生根”，来视察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后给两院题词“儋州立业，宝岛生根”。何康为献身“国之大者”，忠诚地践行了这8个字，从而立之年的黄金年华开始，他扎根儋州14年，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二读何康“把心交给人民”的深厚情怀。“人民”是何康家信中的高频词。他这一生基本都在领导岗位工作，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他常年自觉把人民当作镜子。1952年7月至10月何康在广东南部考察，深入基层群众，他感触颇多，写道：“（群众）给了我不少教育，我感到自己在华东工作三年，官僚主义是极严重的，主要是不了解下情，高高在上。”二是他坚持扎根人民：“通过艰苦的斗争，搞好一个事业，对人民有所贡献，在群众中生根，这是最大的愉快。”三是人民在他心中分量最重：“工作重要不重要，领导重视不重视，关键在于人民需要不需要。”“生在这伟大的时代，除了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事业，还应有何求呢？”四是人民是他干好工作最大的底气：“我有信心依靠群众，创立新型的热带作物科学体系”“现在有党的领导，有海南几百万人民，什么办不成呢”“我们主要是依靠海南人民的力量”。始终心系人民，何康还是科技扶贫的最早实践者之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儋州石屋大队种植橡胶低产低效，何康决定向大队免费供应良苗并提供技术服务，带动石屋大队做强集体经济，实现了农民就医、子女上学全免费，成为全国典型。何康不仅开展“科技扶贫”，还用自己获得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奖”20万美元奖金设立了助学基金，开展“教育扶贫”，在之后的13年中资助了学农的贫困生近3000名。

　　三读何康“必须老老实实”的人格风范。何康的父亲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校长，用今天的标准看何康是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但优渥的出身，却让何康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难免有几分“先天不足”。何康经常在给夫人的信中“三省其身”，他说自己“未经过斗争的考验，未吃过苦，不知生活劳动的艰苦”。基于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认知，何康写道：“这些年党内的锻炼使我了解工作必须老老实实”。何康选择“老老实实”四个字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遵循，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真实、务实、崇实的人格风范。何康的家信文风平实，内容扎实，少有抒情浪漫，尽显敦厚之风。1958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出差的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读来更像来年工作思路，在信尾他写道：“我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愿从事艰苦的具体工作。”他也多次在信中与夫人共勉，指出：“在理想上要有远大的目标，但在工作中，必须重视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是个崇高的品德”。缪希霞从北京调到“两院”工作，一项重要工作是跑北京、上广州去要钱要粮要物资。1960年3月至5月缪希霞在北京盯项目，书中收录了这期间夫妻二人的23封往来书信。这些信基本不谈家事，何康的信多是工作指示和要求，缪希霞的信则是事无巨细的工作汇报，甚至几封信抬头是“康并转党委”，同时何康也会在信上作出批示。读完这些信，令人由衷感叹，这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

　　书中还有两个小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1958年7月，时年35岁的何康在京出差期间做了绝育手术。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下决心做，主要是为了你的身体。我们应心连心，互相体贴，互相帮助，把我们全副精力投身于工作。”“文革”期间，何康受到不公正待遇，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他仍坚持每月挤出5元交党费，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他又拿出一半交了党费。这些举动足见其对党之忠诚，信念之坚定。

　　在今天这个时代，斯人之风不应离我们远去，《把心交给人民》所承载的思想价值，足以使其成为一部照亮我们精神世界的理想之书、信念之书、情怀之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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