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志敏

　　自信是成熟的标志。自信者与其说相信自己的能力，不如说相信自己所在群体的德行，相信自己所负担的使命，相信民族前进的方向。当今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这样一种历史沉淀的优秀成果。人不自信，难以为人；国无自信，亦难成大器。自信者自明，故而刚毅果敢，初心不改，百折不回，坚定走自己的道路，成就一番伟大事业。梁启超说，“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

　　君子因自信而能自立，不求人知，但求自知，而自知即自信。庄子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庄子·逍遥游》）《淮南子》将之总结为“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因为“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苟有自信者，不因人之誉而自喜，亦不惧人之毁而自贱，所以“圣人不求誉，不辟诽，正身直行”。我们必须对内外荣辱有清楚的认识，才有足够的定力而不会随波逐流。自信方不失于流俗，真正知善知恶，最低限度而言便能“不惑”，不会轻易被流俗的意见拐走，更不会被暂时的困难吓倒。

　　孔子周游列国，栖栖遑遑，累累然若丧家之犬，却仍然弦歌不辍，可谓自信弘毅。他的自信心表现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即匡人和桓魋之险，远恶于陈、蔡之厄。即便到了性命攸关之时，夫子亦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斯文在兹，后世不复有如此自信者也。周游到宋国那次更凶险，孔子几乎遭宋国司马桓魋之害，但仍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的浩然自信。“其如予何”这样惊天动地的信心不惟与天同体，亦甚接“地”气，煞是可爱。

　　古往今来，非自信者不可成事，要让人相信自己，首先就要自信。有过人之才者，皆独立不惧，精一自信，反之则如横渠所说，“苟不自信，则终为物役”。“自信”中的“信”，既有认识论的因真知而“相信”之意，也有伦理学的“信任”之内涵。“信”属于精神层面的高级活动，没有精神这个维度，则万事难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自信而不随声附和，不以他人的意见为标准，才是自存自立之道。尼采说：“一个民族若没有能力先行评价价值，就不可能生存；一个民族要自我保存，就不能依傍邻族评价的价值。”

　　自信的人只要看到他人的长处，就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有如山海不拒细微而能成其高大。自信首先是自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谦是治疗傲的对症之药，故《周易·谦》之六爻皆吉。苟有自信者，以广大悉备的心胸接纳不同文明，虚心学习，去粗取精，有以教我，自信方才有根，即古人所谓“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须好学以致之”。光凭自信，未必守得住自家藩篱。

　　古人云，“众必有所比……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后有礼……履而泰然后安……物不可以终通……物不可以终否……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有大者，不可以盈……有大而能谦必豫。”（《周易·序卦传》）这里的“比”意为随时“比辅”或“帮助”。而“同人”乃吉，尽管曲折，终必有收获，所谓“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或为“聚集（军队）”，或为“和同于人”，尽管也要以类族辨物，但终究不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当然就会“大有”，即“物必归焉”，才能真正进益而众望所归。

　　气象宏大，方有胆识，方能集众家之长。王阳明把“谦虚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见，绝意必之私”视为“大头脑处”。其中，“谦虚其心”与“宏大其量”相辅相成，虚怀若谷者自有宏大气象，自满自是者浅薄而难以成事。无论如何，虚心与自信并不冲突，反倒相互成就。如康德所说，即便我们有虚荣心，但只要能够敞开胸怀听人劝导，“甚至最精细的虚荣心，如果它理解了自身，也就会发现，听人劝导所带来的成就并不亚于自信”。

　　当然，自信固有其善，也须把握其度，否则即为恶矣。过分自信，堕入自以为是，就成乡愿，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妄誉和妄毁，都是仁义之贼。遵道而行，谦虚辞让，自然有“名”。相反，“自以为是”则闭塞了通达更高境界的道路，既看不到自己的毛病，更没有学习他人的长处。所以朱子批评说，“惜乎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得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

　　自以为是，则师心自用，眼中没有圣贤经典，当然不能入尧舜之道。范祖禹所谓“近世学士大夫，自信至笃，自处甚高，未从师友，而言天人之际，未多识前言往行，而穷性命之理，其弊浮而无实，锲薄而不敦”，不独他那个时代为然，可谓代代不鲜。陆九渊虽讲心学，处处要人发明本心，但也反对师心自用，以之为学者大病，因为“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贤之言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只益其私，增其病耳”。不过，近世学者恰恰以此批评陆九渊，比如严复就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可见，古今自信者不知凡几，而要摆脱“自是”之讥，委实难矣哉。

　　“自信”与“自是”本就难以截然区分，它们甚至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悖论。不自信则不自是，而自是则已非自信了。人不能不自信，但如过分，就走向反面，变成“惑”了。所以苏轼说，“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就是刚愎自用。不知善恶之几，则为不仁矣。（《左传·宣公十年》）苟能信《论语》所谓“四毋”，绝之而为仁，否则皆是“自”病，尤以“固”为然。君子不可不“固”，比如固穷，而其“重”和“威”都是为了学之“固”，但又不可太固太我，否则就成“锢”了。

　　自信为“刚”，自是则为“愎”。刚而毅，能容人，可致远；愎而塞，积为咎厉，乃取死之道。史上不乏贤德者，亦多有自知之明，然往往为自恃所累。比如王荆公即自信太甚而有刚愎自用之讥，程颢谓其“性很（狠）愎”，司马光论之甚公，曰“安石贤而愎”。李贽也承认王安石以民瘼为急，以国家为念，惓惓之心可昭日月，但“半山过于自信，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不评价王安石的历史功过，但一般而言，狠愎自信，不听劝解，终归有干天和，失却盈谦之训，难免招灾。

　　妄自菲薄，以亏时遇，当然不妥。无所忌惮，自高自大，亦难有作为，因为这种“自我重要感”有时会成为自我埋葬的致幻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自信，而是虚荣心和面子在作祟。我们迫切需要摆脱简单的功利主义诉求，要有更大的理想，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踏踏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而所谓“登高自卑”，不仅是脚踏实地，更可以从字面去理解：胸中有丘壑，则必不会自满；眼中有世界，则不会自傲。

　　王阳明视“傲”为“凶德”，“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而仁义忠孝皆不见矣，因为“既自以为是，则非求益之心”。自是有如自欺，终因饰非长敖而归于凶顽鄙倍。王阳明独特的“良知说”和“格物说”也与“傲”相关：知轻傲便是良知，而除轻傲即格物。他甚至说，“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爱憎，而是不能因此患得患失，否则自蔽自封，看不到更大的世界，则不能入于道矣。

　　自信者对内不惮自我批评，对外不辞兼收并蓄，乐于闻过，甚至主动自揭其短。自强自立，自珍自爱，乃是做事的前提，但同时还需辅之以“爱而知恶”，因为“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是招损。古人云：‘苦药利病，苦口利行。’”自省自纠，方为君子。所谓“学”，主要在于“省”，即朱子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我们不仅要有纳谏的雅量，更要为了美好的未来而主动求谏——这才是强大的心和强大之道，如纪昀所说，“取多用宏，其魂魄独强矣”。相反，护短拒谏，无道自矜，自取其祸。

　　湛甘泉所谓“惟有自知自信而不自负最的当”，实为至言，却难以把握，但也并非无从下手。海南大学教授张志扬说，“人既不能只相信自己，又不能不相信自己，如何在临界中把握关系，特别是在临界中把握怎样的关系、如何把握，展示了哲学史的迷途。不独西方，它乃是全人类的事业。”目前我们可能还暂时无法说清楚“怎样”或“如何”的问题，但作为一种方法，“临界之思”是有效的指示。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包括内容上的“古今之变”“中西之争”，以及方式上的“自信”“自是”或“爱恶”在内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囿于一方而自蔽眼界，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其“全”，即如张志扬先生所谓“不在对立之中”，应在“对立之上”。

　　万事万物各有优劣，爱之当明其短，憎之亦思其长，则能成万世伟业。反之，故步自封，沾沾自喜，则容易从绝对主义滑向相对主义，最终归于虚无主义——历史不断上演这种两极摇摆。古人“弘”“毅”并称，坚从天道，信守本心，宽广堂正。苟能“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就会达到“德善”的境界，这是圣人“无常心”和“为天下浑其心”（《道德经》49章）的结果。

　　当前，我们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到了“强起来”的新时代，更需要自信自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心怀天下，不负使命。H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教授、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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