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英华

　　中国古籍文献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学说，却未曾出现“民学”一词。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有学者用“民学”指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学说。近年来，又有学者提议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当代转化，创建具有新时代内涵的民学学科。由此可见，所谓“民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学说；二是指今人研究和阐发古代民本思想而形成的思想理论。二者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民学”研究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丘濬（1421—1495年）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明人称之为“当代通儒”。之所以说是“通儒”，就在于丘濬完全贯通了上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民学”。丘濬的民学思想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石，以丘濬本人提出的“以民心为己心”为治理理念，并以“为民造福”为治理目标，这些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贯穿于丘濬治国安民思想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丘濬的民学理论体系。

　　特别值得指出，丘濬曾耗费10年心血编撰《大学衍义补》——如今收录于《儒藏》精华编第184—185册，洋洋145万字。该书不仅摘编了从先秦至明代前期的浩如烟海的关于经世济民的重要文献，而且包括了丘濬本人撰写的大约60余万字的按语。该书包含了大量的民学词汇，这里稍作分类，简要列举如下：

　　第一大类：1、民性、民心、民命、民德、民彝、民极；2、民情、民望、民风、民俗、民隐、民患、民害、民瘼；3、民力、民时、民事、民产、民财、民食、民享、民用、民功、民安、民生；4、民籍、民数、民户、民贼、民人、民众、民丁、民壮、民兵；5、民牧、民主、民师、民社、民誉、民气、民怨。其中，“民力”出现次数最多，凡77次。次则“民心”75次，“民生”73次。

　　第二大类：1、万民、兆民、天民、人民、庶民、农民、乡民、村民、市民、子民、良民、顽民、愚民、流民、游民；2、重民、安民、爱民、恤民、怜民、抚民、养民、富民、阜民、利民、惠民、泽民、济民、益民、教民、化民；3、君民、御民、临民、治民、虐民、残民、厉民、欺民、罔民。其中，“万民”出现次数最多，凡151次。次则“人民”84次。

　　综上可见，《大学衍义补》可谓是一部民学巨著，而丘濬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民学理论体系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和提炼：

　　第一，理论基础。包含民性论与民本观。其中，“民性”指民众之特性、本性。它与身份、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有关。丘濬提出“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认为“民禀天地之性以生，无不同也”，但由于所住环境和风俗不同而表现出习性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地域的民性差异而制定相应的治国策略。“民本”即“民为邦本”，表明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丘濬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这是因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总而言之，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这是丘濬民学思想的根本观点。

　　第二，三重关系。其一是天民关系。丘濬说：“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又说：“知天之心甚惠爱乎民也。”在这些语境中，“天”兼具宗教性与人文性，是神圣与仁爱的统一，是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民心与民意的升华。这是丘濬民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信仰。其二是君民关系。丘濬指出，“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又说：“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可见，丘濬强调君主应当敬天爱民。这是国君之为国君的政治义务。其三，官民关系。丘濬认为，官员应当“上辅君德、下济民生”，做到奉公守法、忧民济民，为民排忧解难。丘濬提出了“恭敬、谨慎、勤勉、公正、节俭、清廉”等道德规范，这是对各级官员的官德要求与制度约束。

　　第三，三种责任。丘濬认为，孔子所谓“庶、富、教”，就是统治者必须承担的三种基本责任。其一是庶民。所谓“庶”，是使之丰庶的意思。丘濬指出，“民生既蕃，户口必增，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可见“庶民”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其二是富民，即，使百姓生活富裕。丘濬提出“为民理财”，主张“藏富于民”。这是丘濬民学思想的经济基础。其三是教民。丘濬重视教育，强调礼乐教化，移风易俗。他指出，“所以为教者，不过人伦而已。”这是丘濬民学思想的教育要求。

　　第四，治国方式与治理格局。关于治国，丘濬认为，“人”与“法”“德”“刑”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人的能动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互相配合，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丘濬突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主张德主刑辅、以刑弼教。丘濬特别强调，“立天下之法”必须做到“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即必须遵循治国固有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心所向。关于治理格局，丘濬主张尊贤任能、量材授官。他认为“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他呼吁“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他提出“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他还说：“上之人诚能清心省事，不穷奢而极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几人民享太平之福哉！”这里出现了“民享”的概念。概而言之，“共理”“共成”与“共享”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

　　第五，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关于治理理念，丘濬指出，钱财货物是天下人都想得到的东西。君主“知财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与之心”。当不得已而取之于民时，应该合乎天理、顺乎民心。基于此，丘濬提出“以民心为己心”的治理理念，要求官员不能怀有自己的私心，而应该把民心作为自己的心愿。关于治理目标，丘濬主张“为民造福”。他说：“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又说：“国家设守令，将使之奉宣德意，以为民造福也。”所谓“福”包含五种含义，即“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丘濬还引用《礼运》关于“天下为公”的原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然后评论说：“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时为然，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这表明了丘濬对上古“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精神的积极肯定，以及对“大同社会、太平盛世”之理想愿景的向往和追求。这反映了丘濬民学思想的价值归宿。

　　综上所述，丘濬的民学理论体系可谓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大成”之为“大成”，除了因为他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民学巨著，更因为他所秉持的“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他所肯定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精神，他所提出的“共理、共成、共享”的治理格局、“以民心为己心”的治理理念、“为民造福”的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为新时代建设中国式民主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H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中的子课题“丘濬哲学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2024《民藏》编纂工程项目中的《丘濬民论》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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