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展龙

　　明成化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中开始躁动起新的胚胎”。丘濬明晰商品经济对国家财政和民生的重要性，坚信“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把财富问题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指出国家要“为天守财”“为民聚财”，若想富国，须先理民财，再理国财。在这种“藏富于民”的理念指导下，丘濬积极探索经济之法，回应时代要求。

　　实行“配丁田法”。农业是国之根本，“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而民“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然而，明中期，天潢贵胄掠夺土地，隐匿田产，致使税田骤减，自洪武迄弘治百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土地问题上的沉疴积弊，成为百姓之痛。为解决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问题，丘濬提出丁田结合定差役的“配丁田法”，以缓解财政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具体实施方案是：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田，此年开始，一丁只准占田一顷。丁多田少者可买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丁少田多者只许卖田。占田限额可根据各地人口密度不同适当提高或降低。具体到各地配田差异，田多人少之处，“每丁或余三五十亩，或至一二顷”，人多田少之处，“每丁或止四五十亩，七八十亩”，灵活调节，“随其多寡，尽其数以分配之”。其后，政府以丁田定差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超额土地，每超过二顷算一丁，“当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钱”；田少丁多之家则以丁配田，足数之外，每超过二丁算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另外，对官吏实行优免之法，按官品高低，“量为优免”，可减免徭役，但纳粮如故；其人已故，优及子孙，以寓世禄之意。总的来说，配丁田法是一种限田方法，“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它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但又限定其占用之数，以防土地兼并，既不夺民所有，又能激发百姓积极性，减少民间匿丁不报、逃避赋税的行为发生。

　　倡导“民自为市”。明中期，商品经济活跃，商税负担也随之加重，“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划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珠。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诛求”，繁征复敛之下，商人无所牟利。丘濬继承历代以来的重民思想，强调民众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民富”才能“国富”，主张重视商贾利益，强调“市者，商贾之事”，要给商人以充分的经营自由，反对国家过多干涉商业活动，“争商贾之利”“夺富与贫”。一方面，丘濬尊重市场调节。他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市场交换中自然形成的，在国家不为、“民自为市”的市场环境下，商品价格与市场交换相依相生，“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若国家过多干预，则“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从而丧失了听民自为的灵活性和自适性。他反对官府打击商人囤积居奇，认为贫、富都是“吾民”，富人所有即国家所有，当富人货物充足时，“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依赖市场调节即可。另一方面，丘濬反对国家专卖。丘濬认为自然资源是公共之物，君主“擅其私”违背了天地生物之意和上天立君之意。因此，他反对官府对盐、茶等的垄断经营，提议以法令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将盐、茶等官营改为国家监理下的私人自由生产和经销制度。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商品的流通渠道，繁荣经济，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此外，丘濬还提出要维护交易秩序。他看到当时和买官府定价，旬月不支的倾轧行为，建议当宫廷、官府用度有阙，不用设场务专官，可派遣廉谨之人根据时价，按照商品交换原则平等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这些主张，是丘濬对明中期潜滋暗长的重商风气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价值革新，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开放海禁海运。明中叶，海上运输和贸易受到明显抑制，对外禁止私人贸易，对内依赖内河运转漕运。家居海隅的丘濬深谙海运之利，他从国计民生的经济效益出发，倡议开放海禁，开辟海路，搭载私货，沟通南北市场。他建议恢复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商人出海前，需事先申报其商船料数、货物种数、经行地区、返回日期等，返回后货物也需先由官府封检、抽税，其后才能入市交易。如此既“不扰中国之民”，又“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同时，他力主恢复海运，他认为，海运既能缓解漕运压力，节省费用，沟通南北，富足国用，又可减少军卒，充实国防，“有水战之备”，乃“万世之利”。丘濬研析《梦溪笔谈》，结合自身阅历，从海船的设计和装备、舵手与船工的选择和人数、海道的勘察和造册、气象的观察与应对、运载的重量和课税等方面制定了详尽的海运方案，立足全局视野，颇具实用价值。隆庆时期朝议通海运，山东巡抚梁梦龙、山东布政使王宗沐立主以丘濬“傍海通运”之法重开海道，王宗沐小试海运，取得初步成效。崇祯时内阁中书舍人沈廷扬亦认可丘濬之论，上《海运书》，陈言海运之便，得皇帝采纳，复通海运。

　　优化货币制度。正统以来，银钞并行，私钱泛滥，丘濬反对滥发货币，点明钱币乃利权所在，人们往往为利而争，因此最好由国家垄断铸币权。他从朴素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一方面，纸钞是以化费人功少之物来交换化费人功多之物，是用“无用之物”交换“有用之物”，不符合“物与币两相当值”的原则，会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乱亡之祸，主张使用金属货币；另一方面，流通的货币必须足值，铸钱要“不惜铜，不爱工”，符合标准。丘濬价值观点的提出，可谓世界最早，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纪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早了170多年。在货币发行方面，丘濬建议规定银、钱、钞之间合理的换算比率，实行“银本位”的三币制。即“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银和钱钞相权而行，规定银、钞、钱之间的比价，“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这种比价是固定的，“行之百世，通之万方”。这一方案顺应了成化弘治时期白银货币化的趋势，适应当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加强财政管理。明中期科派频仍，冗食滥赏，费用无度，以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为节财抑耗，丘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财政主张。一是控制收支。财政收支关系“国之贫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乱”，因此经济活动要量入为出，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裁免浮费，取用有节。为此，他提出了具体思路：一方面，编制国家预算。具体而言，根据本年度的收支结余，在十二月下旬由户部会同执政大臣，“通行计算”次年的收支和储备情况，而后上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何从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另一方面，加强收支统计。丘濬指出，国家之大，支出之多，必须“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做好收支记录和监督稽核，防止有司欺蔽。因此他主张在户部卿、佐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主要负责稽岁计出入，审物产丰约，权货币轻重。同时，仿唐宋旧制，将洪武至弘治时期的租额年课、官员俸禄、祭祀杂费等数据，按朝分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二是稳定物价。商品价格稳定与否，直接影响财政收入。一方面，丘濬建议有司按时上报当地粮价，“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层层上报，使政府掌握各地钱谷之数，验视民食是否充足，还可在价低与价高的地方之间“通融转移”，以保证钱余谷足，维持物价稳定。另一方面，丘濬建议在各地设立常平司，按市价广泛收粮贮谷，以充边储，可通融调剂，亦可易换他物。这一方案对“养民足食”、稳定物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丘濬虽未做过专职的经济工作，但由于身居要职，“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在他经济治理思想中，贯穿着“富民”“听民自为”的理论线索，拿捏着收放自如的政策尺度，体现了与商品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和切合实际、务实可行的经世感。他的预算编制思路，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商业货币经济思想对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H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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