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子忠

　　南海，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东南亚大陆，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多元文明交互融合的区域，当下又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中心由西向东偏移的活跃区域，具有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潜力。

　　从丛林到草原，人类一路迁徙变迁，生存状态极不稳定。直到距今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生活方式之后，才有相对稳定的经验积累。这种积累主要通过故事化的传说、壁画、舞蹈等形式进行，在文字发明之后，又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传播。文字故事对人类各个族群的影响非常关键，它们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积淀成了不同的区域性文明，即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等。这些区域性文明大体上相当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其形成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600年，从人类的演化来看，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这一瞬，西方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产生了孔子、孟子。这一瞬间是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突破性阶段的开始。笔者用“文明1.0”来表示自此以后的人类文明演化进程，其核心内涵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觉醒。

　　“文明1.0”是人类在解决生存问题过程中形成发展的。当人类整体解决生存问题后，存在意义的追问便会逐渐凸显。中国古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揭示了这一文明演进规律。笔者将接下来的历史阶段称为“文明2.0”：这是一个在全球化和数字智能技术双重驱动下展开的新纪元。技术的迭代升级不仅加速了这一进程，更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限制。需要指出的是，“文明2.0”并非历史的终点，而是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开放体系，人类文明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向更高形态跃迁。

　　在近代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迅速崛起。这一文明形态首先在西欧地区孕育成熟，随后以两种路径向外扩张：一方面向东欧、中东地区推进，却在中东遭遇了强大的文明阻力；另一方面则借助工业革命催生的先进航海技术，通过海上通道绕过障碍，实现了跨洲际的文明传播。富有历史戏剧性的是，西方航海家原本的东方探索计划因航线偏差而意外抵达美洲大陆，随即在此建立起广阔的殖民体系。此后，他们又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环南海这片陆海交织的战略要地。在这种扩张过程中，西方文明逐渐构建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其他地区为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本质上体现着不平等的文明权力结构。

　　在西方文明推行的同质化进程中，由于未能认识到文明普适性的边界，被同化地区的文明主体往往难以作出有效的文化回应。然而，中华文明却展现出独特的韧性：凭借广袤的地理纵深和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平衡西方列强的力量而让当时的中国得以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故而中西文明之争并没有瓦解中华文明的根基。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全球影响力，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同质化浪潮的历史性回应。这一进程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文明普适性的边界所在。就像在河边不同位置投石头，每个落点都会产生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波纹，最终这些波纹会在某处相遇交融。每个落点形成的“圆心”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内在价值。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文化积累，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各自的异质性又使其无法完全相互同化，这正是文明边界的本质体现。

　　语言作为经验文化积累的表征系统，构成了文明边界的表层形态。举例来说，英语能力的有无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跨越英语世界的边界，中文的掌握程度同样划定了理解中华文明的界限——不过这类语言边界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突破的。

　　在西方文明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其主导形态经历了从“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到“美利坚帝国体系”的演变。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保持着三大核心优势：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强大的军工体系，以及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霸权。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通过产业升级战略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商业规则，甚至可能改变既有的国际格局。在这种结构性变革下，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深层碰撞似乎难以避免。面对这一历史性挑战，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

　　在当前关于文明出路的讨论中，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叙事范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全球文明”叙事。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建立在西方文明扩张基础上的叙事并非真正的全球文明，而是西方文明对全球话语空间的一种隐性殖民。该叙事刻意模糊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与边界性，本质上是在为西方文明的霸权扩张和不当干预提供合法性辩护，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已日益失去其道义基础。第二种是极端本土化叙事。这种叙事通过固化和收缩自身文明边界来应对外部冲击，即便不演变为激进排外，也极易陷入文化自闭的困境。这两种叙事都难以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我们应当倡导第三种路径——文明共生叙事。这种叙事既保持文明自觉，又坚持开放包容，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

　　我们要自觉在理论上摒弃殖民化叙事与本土化叙事，从全球视野出发讲述人类文明共生的故事，在实践上超越“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平等—互惠”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叙事承认文明的边界性，真正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因此能够促进文明间的共识达成。就此而言，南海文明蕴含的共生价值便凸显出来。从文明演进的历史维度来看，南海地理格局的形成与人类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期基本同步。这为我们探寻南海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型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海平面上升将东南亚大陆分隔为星罗棋布的岛屿群，南海诸国在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通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各自演绎出南海文明原型的多样可能。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差异化发展，二是持续不断的文明交互影响，三是自然形成的多元和合共生格局。与地中海文明强调同质化与排他性的发展路径不同，南海文明天然蕴含的和合共生特质，既是对“和而不同”东方智慧的生动诠释，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参照。

　　地中海作为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诸文明的交汇之地，长期充斥冲突与战争，至今仍未停歇。与被称为“战争之海”的地中海不同，南海作为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诸文明的交汇之地，是包容的和平之海。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在精神层面，南海区域文明具有天然的宗教兼容特质。无论是中华文明“敬鬼神而远之”的务实理性，还是东南亚本土文明的泛灵传统，都呈现出非排他性的开放特征。这种精神气质为文明共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物质层面，南海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文明共生创造了物质可能。地理上，这片广阔海域为各文明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资源上，丰沛的渔业资源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沃土，确保了生存资料的相对充裕。这种天时地利的物质基础，使南海文明很早就孕育出“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文明积淀的共生基因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深入挖掘这一文明遗产，不仅能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东方智慧，更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明基础。

　　在人工智能时代，历史研究不能只埋首于文献，还应展现未来场景，基于历史对未来做出规范性建构。我们需要平衡“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构建一个基于现实生活、面向共生叙事的文明共生学。共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如果它成为趋势，那也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选择了共生。

　　当前，作为南海构成部分的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正在打造的全球高水平自贸港。这里既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亦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新时代交汇融合的新高地。由此而言，21世纪的南海，不仅是当下我们讲述共生南海故事的文明舞台，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地。H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明形态多样化视域下的交互共识研究”（22BZX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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